专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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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基金报
中国基金报记者 刘明 闫晶滢 莫琳 曹雯璟 赵心怡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多位知名券商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分析师进行解读。
受访券商首席包括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荀玉根，中信证券首席政策研究分析师于翔，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方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中信建投证券政策研究首席胡玉玮，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
受访券商首席们表示，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及完成时间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明确到2029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未来五年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望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受访嘉宾重要观点如下：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会议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即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会议再次强调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呼应微观关注。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荀玉根：对于国企和国有资本，要做强做优做大，把战略功能价值放在优先位置。同时，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中信证券首席政策研究分析师于翔：全会重申“两个毫不动摇”，预计未来国企改革与支持民营经济举措将齐头并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现代基建、产业链安全。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方奕：下一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空间或有望打开，叠加不断走深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在纷繁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在定价上的不确定性认识，并改善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与中国资产的预期前景。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财政投放货币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跟资金流向有很大关系，也是公共债务是否可持续的关键，高效的财政扩张将是市场友好型的。除了继续直接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支持居民消费也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中信建投证券政策研究首席胡玉玮：全会明确了2029年与2035年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聚焦科技创新、突出政治性人民性等多个角度作出全面部署，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可以预期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将在会后全面、高效地展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十四个重点领域。经济发展排序依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的第一位。
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及完成时间表
经济发展排序依然是第一位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荀玉根表示，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及完成时间表。会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明确到2029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在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看来，未来五年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段。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方奕表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望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表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十四个重点领域。经济发展排序依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的第一位。一是继续强调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二是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三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看来，从公报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意味着深化改革的具体工作方向是多元的、计划是偏中长期的。
张文朗认为，全会延续了二十大报告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综合性考虑，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等十多个重大任务。会议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十多个重大任务中有多个与经济工作直接相关。
中信建投证券政策研究首席胡玉玮表示，全会不仅着眼于中长期发展，还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进行了分析和部署，强调要“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对各项风险的防范化解，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码。
凸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
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会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明确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郭磊表示，会议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即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会议再次强调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呼应微观关注。
方奕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更重视公平与福祉，并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有机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本次全会进一步指出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体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有机结合。全会充分肯定“两个毫不动摇”，指出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发展和优势互补，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整体来看，本次全会部署落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发力领域和改革方向与过去几年保持一致，后续需要关注《决定》中具体实施细则的变化。”胡玉玮表示。
在荀玉根看来，对于国企和国有资本，要做强做优做大，把战略功能价值放在优先位置。同时，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中信证券首席政策研究分析师于翔也提到，会议重申“两个毫不动摇”，预计未来国企改革与支持民营经济举措将齐头并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预计各地将引导鼓励发展相关产业
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于翔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全会提到“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预计未来根据各地产业禀赋，因地制宜引导鼓励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投资将是各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具体产业方面，会议提及的数字经济、现代基建、产业链安全或将是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
荀玉根认为，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差异明显，要遵循比较优势进行战略布局。在产业方面，重点关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在郭磊看来，需要关注的一是会议强调“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即政策在谋划既能激励地方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又能约束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二是“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因地制宜意味着要考虑到各地现实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避免供给过度集中。三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方奕表示，本次全会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以新“国九条”和“科创板八条”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革有望为中国科技创新提供新助力，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包容性、适配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改革
进一步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荀玉根认为，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会议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其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需重点关注。对科技、教育领域的支持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呼应。
胡玉玮表示，教育、科技和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的基础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独立成章，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一体化改革，是实现创新驱动引领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在科技方面，会议明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于翔预计后续或以揭榜挂帅等方式，联合多主体协同攻关“卡脖子”和基础科学难题，并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产业大基金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在人才方面，不断完善评价、支持、激励等机制，进一步优化人才的创新环境，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此，荀玉根认为，为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会议强调的“制度型开放”“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共建一带一路”或是接下来改革的重点方向。
张静静认为，本轮开放的重点在于制度性开放，一是外贸体制改革；二是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三是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只有加强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才能更有效地对冲西方国家企图“脱钩断链”的冲击。
胡玉玮介绍，2024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好于预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1.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贸易顺差为3.09万亿元，扩大12%。贸易走强有力支撑了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长，未来也将延续对外开放积极态势。
胡玉玮表示，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结合我国外贸的新特点，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变化：一是由散点式开放转向以统一大市场为动力的整体式开放；二是由侧重于“看得见”的货物贸易开放转向侧重于“看不见”的服务和制度开放。
张文朗认为，本次会议公报中首次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制度型开放涉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以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能降低面对面的接触成本，从而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较大。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可能不但包括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也包括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以及支持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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